起底晋南盗墓背后的保护伞:民警儿子盗墓,女协警帮盯监控

2021-05-14 17:03:55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山西省南部地区,隐藏着数以百计的盗墓团伙。其中,运城市“侯氏兄弟”犯罪集团势力作恶多端,盗墓无数,危害巨大,引起山西省政府的注意。以该“盗墓黑帮”案为契机,2018年3月,山西开始向文物犯罪亮剑,提出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的、为期三年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这一专项斗争收尾工作方告全部完成,横扫了运城市及各县的盗墓势力。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文物犯罪案件89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88人,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71个,追缴涉案文物25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9件、二级文物266件、三级文物1008件。当地警方称,“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和追缴文物数,均超过前十年总和。”

2018年3月,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等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警务人员接受法庭审判。

专项斗争也揭示出晋南地区普遍存在的公安人员与盗墓势力勾结现象。盗墓贼连续多日夜间盗墓,派出所民警警灯闪烁,在一旁“监工”;30年老警察组织团伙盗墓十几年,甚至被追逃隐匿期间仍痴迷于盗墓;公安局110报警中心接线员与盗墓贼结婚,在监控中心为丈夫频频传递情报。而以两名公安局副局长为首的多名民警,更是与黑恶集团形成密切交织的关系。

文物执法大队队长编织的“保护网”

山西芮城县有著名的“古魏城遗址”,因此盗墓犯罪猖獗,而他们背后,是多名公安、文物局、政府公职人员的“沦陷”。

生于1962年的刘有民曾在部队服役,2003年进入芮城县文物局工作,自2007年任县旅游文物局执法队队长一职,负责芮城县文物保护区安全巡查等工作,却在2014年至2018年10月期间,多次与盗墓分子事前通谋,以故意绕行或取消巡查的方式,共同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

为隐藏“执法犯法”的踪迹,刘有民与不同公职人员合谋,在不同的盗墓分子之间,建立了各不相连的利益线条。

第一条线,是刘有民与贾霖(芮城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之间的联系。2014年至2015年,盗墓分子王建平在东茂广场遇到贾霖,提出“想找关系,照顾一下挖古墓”。贾霖说,可以找刘有民,但“需要花3万元打点一下”。王建平付了3万后,又给了贾霖4300元“让他买烟抽”。贾霖和刘有民约定,“卖掉文物后,分20%的提成”。此后,王建平去柴某、坑某、中某村盗墓时,都会让贾霖提前告诉王有民,王有民便不去巡逻,或绕开盗墓地点。

据贾霖交代,2015年至2016年9月,王建平通过他给刘有民“打过十三四次招呼”,刘有民从中拿到多次共数万元“提成”。有时,刘有民不得不去王建平盗墓区域巡逻时,会通过贾霖通知王建平。还有一次,刘有民、贾霖一起到坑某村巡逻,正好遇上王建平盗墓,就直接把人放走。贾霖说,他从王建平那里累计收到过1.3万元,刘有民则收了近5万元。此外,王建平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块玉,“拿着玩儿”。

“肥水不流外人田”,2016年冬的一个凌晨,刘有民主动打电话给贾霖,“说他在保护区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人盗墓,他们已经把人撵走了,让我通知王建平上去清坑。”但第二天王建平反馈,“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伙人在那个地方盗墓了”。

第二条线,是刘有民和盗墓分子张云峰直接的联系。2015年8月,张云峰趁刘有民跳舞的时候与他闲聊,刘有民爽快地答应合作。三天后,张云峰打电话说要去盗墓,刘有民答“行”,并提醒“小心点公安,公安不归我管”。当晚,张云峰、郑勇团伙盗掘出一个青铜鼎,卖得4万,张云峰得到1万,分给了刘有民2000元。一周后,张云峰再次给刘有民打招呼,晚上盗掘出青铜器后,卖得18万元,给刘有民分了5000元。这两次,“刘有民故意没有去巡查”。

不仅纵容犯罪,刘有民还甘愿帮盗墓团伙打击异己势力。2016年,盗墓分子任晓峰“想把陌南镇坛道村盗墓的人撵走”。张云峰拿了两瓶十年汾酒,送到刘有民家中。当晚,刘有民出车巡查,抓了那伙盗墓分子。10月的一次,张云峰的同伙盗墓时被刘有民抓住,张云峰打了电话,刘有民就把人放了。“但这次刘有民没收钱,还把我电话拉黑了。”

第三条线,是刘有民与杨占宏的直接联系。两人原本就是战友。为了寻求保护,杨占宏送给刘有民2000元。2016年2月、2017年2月,杨占宏两次盗墓。第一次,杨没给刘提成,第二次刘有民主动打电话过问“诈唬”,杨占宏从自己分得的3.5万中,拿给了刘有民2万。

第四条线,是与刘有民、董俊华(芮城县文物局文管所所长)共同建立的。资料显示,董俊华是初中文化程度,曾在县博物馆工作,2015年任文管所副所长,2018年升任所长。但董俊华很早就联合刘有民,为王某在古魏镇、坑某村、南卫乡中某村等地的七八次盗墓提供保护。每次行动前,王某都和刘、董二人打招呼,说好“不要出来巡逻”,得到“你们干吧”的回复,他们才行动。刘、董二人共从王某处得到10万元。

2016年9月,刘有民巡逻时惊跑了一伙盗墓贼,发现留下的墓坑。他告诉董俊华,“估计下面还有东西,我自己不方便动手,你叫你的伙计来清坑。”王建平当晚带人去了才发现,王某的团伙也在那里。原来,刘有民同时通知了董俊华、贾霖。刘有民事后说,这样他就知道了董、贾手下的团伙分别是谁。

第五条线,是老牌盗墓分子任卫峰与刘有民、董俊华、何艳生(县公安局文物科副科长、风陵渡派出所教导员)之间的联系。2014年秋冬季,任卫峰、董耀强、李卫红团伙在柴某村练车场附近探到一个古墓,“根据经验,挖出东西怎么也能卖几十万块”。为保险起见,任卫峰联系了何艳生。见面后,任卫峰说,“我们要到上面干活。我已经和文物局说好了,你们公安局文物科也不要去巡逻,其他科室有行动也告诉我一下。”何艳生不吭声,任卫峰拿出5万元钱,何艳生同意了。然后,任卫峰再去找董俊华,董俊华又去找刘有民,约定“提成10%”。任卫峰得到回复“放心干吧”。

闻喜县“盗墓黑帮”案中,警方追回的部分文物。

当晚,该团伙盗出多件玉器,董耀强卖给临汾买家,获利70万。后来,该墓坑又出土3鼎、4簋、2鬲、1爵和许多青铜碎片,卖得144万。两次获利214万,任卫峰拿到36万后,“给董俊华分了20万,又给何艳生分了3万元”。

过了七八天,董耀强又在上次墓坑十几米外找到一处墓葬。任卫峰晚上去找何艳生,拿出6万元,“何艳生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又找董俊华,承诺事后“给10%的好处”,董答“你干就行”。当晚,该团伙挖出3鼎、2簋、1盘、1匜,卖得60万。次日,任卫峰从自己的12万中分出6万给董俊华。

此后的2015年,任卫峰、汪保平为首的团伙又三次盗墓,均得到董俊华的保护。但有的任卫峰已记不清。他记得的前三次合作里,一共给过董俊华28万,何艳生14万。而董、任每次接头交易的地点,就在董上班(县文物局文管所)的门口,“我每次骑电动车见他,他把现金给我就离开了”。

8名公职人员成盗墓保护伞,7人被判刑

不仅盗墓团伙会收买刘有民,民警也会。薛建会出生于1959年,1989年就当了警察,后在古魏镇派出所上班。为了支持儿子薛振盗墓,他多次送给刘有民烟酒、购物卡,将后者收买。这算是刘有民的第六条线。

薛振说,他之所以有这个心思,是受了杨占宏的启发,于是让父亲帮忙引荐。每次盗墓前,薛建会父子就约刘有民在县电视台门前见面,让他“招呼一下孩子”,然后送出硬盒中华烟、东茂购物卡。

在与刘有民相关的利益网之外,其他公职人员也有犯罪。学张乡派出所副所长刘永峰不仅曾给刘举红、董耀强团伙充当保护伞,还联合张银马(县旅游文物局临时工),为杨永周、陈芮盈团伙提供保护。

例如2016年10月,杨永周、陈芮盈团伙从一处古墓盗出5件青铜器,卖得50万,分给刘永峰3万。2016年12月、2017年3月,该团伙两次盗墓时,刘永峰派其岳父韩九波“戴着口罩、帽子”现场监工,盗出多件青铜器后,刘永峰“带着文物局的人(张银马)在墓坑附近看货”,甚至亲自联系买家“临汾老张”出售,并分赃。在该团伙中,刘永峰不仅提供了保护,实际上也成了盗墓的参与者、主谋。三次盗墓,刘永峰分得11.3万现金,张银马得到5万。

甚至在与盗墓分子勾结之前,这些公职人员已经自行“落水”。

据公安机关查证,2014年12月12日上午,刘有民等人在古魏镇涧某村练车场附近对一处被盗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刘有民雇用文物局张银马等人负责挖掘清理,县公安局禁毒文物大队副大队长何艳生等人现场监督。当天,该墓葬共清理出青铜器8大件、车马器15件。

刘有民心生贪念,与何艳生、张银马合谋贪污。离开现场前,三人将其中5件青铜器隐藏,把剩下的18件上交给芮城县博物馆馆长冯某。随后,张银马将这5件青铜器以50万元价格出售,张银马、刘有民、何艳生分别得到22万、20万、8万元赃款。

2015年12月,时任芮城县原旅游文物局副局长的景宏波接到刘有民报告,有人在坑某村盗墓。景宏波安排刘有民、董俊华出发,在路上拦截一辆可疑车辆和三四名盗墓分子,但3人逃脱,只抓住司机一人,车上还发现许多盗墓工具。他们把人车带到县政务中心后,王某打电话给董俊华,“想交钱放人放车”。董俊华与刘有民、景宏波商量后,同意放走人车,并以罚款的名义收受贿赂1.5万,每人分得5000元。

2019年11月,景宏波因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芮城县人民法院判刑一年。2020年9月,刘有民、刘永峰、何艳生、董俊华、贾霖、薛建会6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贪污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芮城县法院判处三年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追缴赃款。而张银马则已外逃。

2019年,公安机关对芮城县公安局民警董俊华、张银马发出通缉令。后来董俊华自首,张银马仍在逃。

另外,芮城县公安局原文物侦查大队大队长孙冰、芮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程天2人也多次出现在盗墓团伙的供述中。

董耀强曾供述,他在盗墓中找了孙冰作为保护伞,并曾将孙冰的弟弟介绍给刘举红。但董耀强与孙冰直接关系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而孙冰的弟弟孙斐的确曾组织盗墓。资料显示,孙斐本是风陵渡粮食直属储备库职工。2016年4月,孙斐组织另外两人携带盗墓工具,在上某村、枯某村探墓,次日被巡逻民警发现并抓获,随后被取保候审,2017年2月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2013年至2014年,赵跃峰、牛向阳团伙多次盗墓,团伙成员霍政军事后交代,“赵跃峰称找到芮城县公安局文物侦查大队大队长孙冰作为保护伞,出货卖钱后,赵跃峰和保护伞拿40%,剩下的人分60%。”

但赵跃峰却称,他虽然找了孙冰提出合作,但被孙冰拒绝,只是向霍政军谎称找好了孙冰的关系。那次盗墓获得30万元后,他得到11万元,也没有给孙冰,而是自己全部得了。这说明,孙冰并未职务犯罪。

2018年11月左右,王武桥、张云峰团伙为躲避警方侦查,曾两次经西双版纳偷越国境,潜逃至缅甸赌场。其中,王武桥第二次紧急出逃,是因为芮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程天“通知他沾过盗墓的都要出事,要大行动抓人了,得出去躲一阵子”。

截至目前,程天是否涉嫌职务犯罪,尚未有官方信息。但司法资料显示,程天与盗墓分子杨永周存在借贷纠纷。另据芮城县人民政府2019年7月23日通知,程天被免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

陷入歧途的公安民警

张选忠是闻喜县人,生于1961年。1982年从部队退役后当过工人,1989年进入闻喜县公安局工作,后升任二级警督。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走上了盗墓犯罪道路。

2005年,闻喜县经营赌场的黑社会头目侯金发指派手下李清才,组织张选忠、李金玉、曾建伟等多人在闻喜县阳隅乡盗墓。张选忠事后交代,侯金发把他叫到家里,说他想在阳隅乡阳隅村“干活”,但“凹底派出所的民警干扰得不行,撵了他几次,让我找关系说情”。

自此,张选忠就被拉下了水。此次,他们盗掘出3件青铜鼎、1件青铜提梁卣、1件青铜鬲、1件青铜簋和玉簋等。

十几天后,这些文物出手,张选忠自称没有得到钱。另一名成员张金珠原本可以得到3万,但“因为我欠他哥侯金亮(也是黑社会成员)1万元,只给我2万元”。此后一个月内,侯金发、李清才、张选忠团伙又三次到阳隅乡盗墓,其中第二次盗掘出10件青铜器。

但侯金发并不重视张选忠,分给他的钱不多。张选忠决定自己组织团伙单干。

2009年,张选忠组织张保民、李金玉等6人,到桐城镇邱家庄村盗墓,盗掘出四五件玉器。事后,张选忠以1万元价格卖给一个河南人,自己分得3000元。此次盗墓的邱家庄村,位于“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在2006年5月就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在2006年5月就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仍然遭到盗墓团伙的疯狂肆虐。

2010年上半年,张选忠两次组织张保民、赵登心、李福学等9人,到邱家庄墓区一处耕地盗墓,掘出十几件青铜器和一件玉琮。张选忠卖给文物贩子叶惠民,得到十几万,给每个成员都分了1万。

张选忠事后交代,之所以能安全行动,是托人找了文物执法大队的关系赵东民。“赵东民我们以前就认识。我把他叫到我家,问了他巡逻队的情况。我说想带人到岭上盗墓,看他能不能招呼着。”后来赵东民被做通了思想工作,同意帮忙。“每次盗墓,就告诉他我们盗墓的具体位置。他给我们说哪段时间盗墓比较安全,这样我们盗墓就不会被抓住。”

2010年腊月,张选忠通过盗墓惯犯李占良的关系,打听到绛县“雎村古墓群”的一处墓地。农历正月初九晚,张选忠携带一支猎枪,带领邓赵文、郑宝来、赵登心等10人前往雎村。

此次盗墓,组织分工严密,有人开车接送,有人放哨,李金玉、王军虎用雷管和炸药炸掉了盗洞,三人用大铲清土,另外三人下坑用拱铲、短把铣清货。最终,他们收获丰富,盗掘出3个青铜鼎、7个青铜簋、1个青铜觚、2个青铜鬲、1个提梁卣、1个青铜壶、2个瓦鬲,以及1个玉璜和四五件鱼形玉器。

三四天后,张选忠在运城潘多拉酒店,将文物卖给文物贩子叶惠民,得到97万。团伙成员得到了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赃款。但李占良事后却听两名消失一年后回来的同伙说,“张选忠把东西都拿走了,光一个青铜盆就卖了一千多万,只给我分了十几万。”

2015年1月初,张选忠从王宏伟、李福学那里得知了桐城镇“邱家庄墓群”的一个墓葬,决定将这个墓“洗”一下。

张选忠组织了包含5名洪洞县人在内的9名成员,于1月5日到达墓地。他们刚挖出一套青铜编钟(9个或11个),就被县公安局文物大队李安吉和几名巡警队员现场抓获。其中两名闻喜县人逃走。

李安吉并没有立即按程序处理,而是召集盗墓团伙,“商量下,看怎么说合适”。双方商定后,李安吉的手下柴振洋把文物拿走,卖得23万。事后,柴振洋在一条公路上约见张选忠妻子,让她打了欠条,分给张选忠10万元。

张选忠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越来越频繁地盗墓。

女协警与盗墓贼结婚,在110给盗墓团伙盯监控

2015年5月,侯金发再次联合张选忠,安排7个农民,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墓区”盗墓。

张选忠的侄子岳志刚负责开车接送。侯金发安排手下李金玉配合张选忠,说,“张选忠有关系,但我对张选忠不放心,你给我看着点”。此次,探墓挖出3个青铜铙、5个青铜戈和青铜箭头。几天后,侯金发将3件青铜铙卖了30万元,给了陈文庆10万元,却不给张选忠分钱,称“又少不了你的,咱先打点关系”。

张选忠与侯金发再次组织七八个人员,到“酒务头墓区”盗墓。团伙成员陈文庆、石金录在坑内埋下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张选忠说,“结果由于炸药装药量多了,把这个墓炸塌了。没法干,我们就回去了。”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2014年下半年,一伙5人盗墓团伙盗掘了此地一座古墓,“每人分到20件青铜器后,剩余的器物以430万元的价格出手”。随后,盗墓团伙接二连三到来,疯狂洗劫,盗走大量青铜器。2016年,考古学家李伯谦、刘绪、朱凤瀚现场调查,判断可能是一处晚商高等级贵族墓地,打破了学界“晋南无晚商”的说法。

刑警队大队长段林辉说:“当时盗墓贼探墓时用扎杆扎出的密密麻麻的洞布满整个墓地,以至于带着犯罪分子指认现场时,他们根本无法辨认哪里是自己打的洞。”2017年,山西省考古所对此地做了抢救性发掘。2018年,“酒务头商代墓地”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实际上,张选忠在2014年就因涉嫌盗墓罪,被闻喜县公安局处罚。2015年2月被取保候审后,张选忠再次作案,于5月18日被警方上网追逃。张选忠的侄子岳志刚在东镇为他租下了两个独院,供其藏匿。其间,岳志刚为姑父提供食品、生活帮助,两人用一部诺基亚1050手机联络。藏匿期间,张选忠继续带人盗墓。

2016年3月,张选忠组织李宝珠、董春选等农民再次来到桐城镇“邱家庄墓群”一处药材地盗墓,因被村民发现而匆忙逃离。

此后一个多月内,张选忠团伙又四次到东镇中庄村、“将军墓”、大墓岭,以及河底镇“酒务头村墓区”等墓区盗墓,均无收获。

2016年4月,张选忠指使岳志刚转移大量盗墓工具。几天后,张选忠被抓获,公安机关在张选忠藏匿的独院内发现探杆、绳子、炸药、引爆器、雷管、对讲机、电瓶及充电器等盗墓工具,并在岳志刚家中查货近30千克疑似炸药。“炸药中检出硝酸根离子、铵根离子和柴油成分。经侦查实验确认,该炸药与雷管结合后成功发生爆炸。”

事后据警方侦查,张选忠先后组织、参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共17次,其中国保单位5次。

在张选忠的盗墓团伙中,有一名成员关涛。关涛的妻子景媛是闻喜县公安局的一名协警,在闻喜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从事接线员工作。关涛和景媛均是1989年生人。2015年5月,两人通过别人介绍相识,10月结婚。

结婚后没几天,景媛就开始利用职务便利,为张选忠、关涛盗墓团伙服务。例如2015年10月,关涛两次让景媛查看闻喜县桐城镇西官庄村卡口的监控,“景媛将相关警车信息告诉我,我再告诉张选忠”。

2016年3月,张选忠带人到河底镇“酒务头村墓区”探墓。关涛说,“我的任务就是联系景媛,让她注意墓区的公安监控和河底派出所的警车出入情况。其间,我给景媛打过三四次电话,询问监控情况”,关涛说,“我还让景媛注意110的接警情况,只要有人举报盗墓就告诉我”。但关涛说,他跟随张选忠盗墓期间,仅在2016年2月得到过2000元。

景媛则坦白,盗墓期间,她和关涛频繁通电话。“关涛让我看哪儿的监控,我就将哪里的监控调出,然后我就盯着监控画面”,“关涛打电话问我监控下是否能看到人,我说有一个反光的影像,他又问我能看到吗,我说看不到了。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关涛又打电话让我操心着,我说哦。”

其间,她电话通知了关涛一次警车出车,以及“四五次有人举报盗墓的电话”。还有一次,“6·03专案”主办人、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张少华早上5点去调看墓区监控,景媛也立即通知了关涛。而她之所以同意帮忙,是“就怕关涛这帮人出去盗墓,万一有人被抓,关涛也被牵连”。

更大保护伞是公安局副局长

实际上,张选忠只是侯氏兄弟“犯罪帝国”在公安系统中的棋子之一。2016年被抓后,张选忠多次检举公安系统多名人员,构成重大立功表现。

张选忠说,2015年5月麦子成熟季节,侯金发打电话,把他叫到办公室,提出再度合作。张选忠骑摩托车到“酒务头墓区”,发现四个盗洞。几天后,侯金发通知,“墓已炸好了”。张选忠听到参与者有侯老三(侯金海)后,提出不干,“不想和侯老三那些人打交道”。

过了几天,他听到此次参与人员董春选和曾建伟的谈话。董春选问:这段时间挣钱了?曾建伟回答:才分了十几万。后来,他从叶惠民那里得知,“那坑货出了不少东西,卖了3200万元。所以我确认那坑货是侯老二(侯金发)和侯老三(侯金海)合伙干的。”

接受法院审判时的原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

此前,张选忠已经搞清了“侯氏兄弟”和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的巨大利益网。2015年1月,李福学去张选忠的院子里闲聊时感叹:“你错过了好机会,土塔地的货都让别人干了。”

张选忠了解到,2013年至2014年的两年里,“侯氏兄弟”集团中的骨干人物张成俊、陈文庆、李福学、刘方等人,在桐城镇“邱家庄墓葬群”内连续盗墓,“出了六七坑货,卖了最少2000万元”。

“在邱家庄岭上,和公安局没有关系是不敢这样做的。”张选忠说。几年前,张成俊通过景益民,把在乡镇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李晓东调入闻喜县公安局文物大队,方便盗墓时联系。“听说出的货全给了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干活出发都从张成俊家走,出了货都放在张成俊家,景益民直接到张成俊家收货”。

李福学还炫耀说,景益民收货时都不避他。“张成俊是景益民的人。张成俊离不开我李福学,景益民收货谈钱,我都要在跟前,要知道每坑货能卖多少钱。”

同时,张选忠还检举了“侯金发、侯金海、王红贵”等多人。公安机关随后侦查出该团伙的多名盗墓成员。

2016年10月,张选忠再次检举,张成俊和李福学在景益民的保护下,于2013年后半年,多次在邱家庄土塔地盗墓,每次都出了货。“盗墓时,景益民都联系文物所,不让巡逻队到土塔地巡逻,方便他们干活,出的六七坑货都给了景益民。”

2016年11月11日,公安系统对张成俊、李福学等人立案侦查,发现涉案人员十余人,其中3人为公安民警,该团伙“于2013年至2014年,在国保单位邱家庄古墓群盗掘十余处古墓葬”。

实际上,在张选忠的检举之外,“侯氏兄弟”集团及其“保护伞”景益民等警务人员的诸多罪行早已引起执法系统注意,公安也早已展开对该犯罪网络的摸排和立案侦查。

多年来,盗墓团伙探出古墓后,直接或间接寻求景益民的“保护”,盗掘出土的文物由张成俊带走交给景益民处理。“甚至就连盗墓分子爆破使用的雷管、炸药,都由张成俊联系景益民提供。”

新华社的报道称,为盗墓团伙充当“保护伞”的同时,景益民还“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他网罗了“南征”逃犯、“盗墓专家”李福学等人,“将国保单位、东周时期的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当成‘自家后院’”。

上行下效,不少县局、乡镇派出所民警纷纷效仿,组织团伙,盗墓发财。例如,绛县公安局横水派出所民警李亚平在2011年就被盗墓分子崔建国、郭新安收买,多次为后者团伙在“雎村墓地”的盗墓给予保护。其中,2011年,该团伙两次盗墓,盗掘出多件青铜器,倒卖获利195万元,李亚平分得20万。

公安机关和法院查明,2010年至2016年,景益民等人为盗墓团伙、特别是黑社会骨干分子张成俊等人提供保护,安排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李晓东,在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地点,为犯罪分子提供保护。张成俊伙同李福学等7人先后结伙,采取爆炸和挖掘等方式,在闻喜县的国家级古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内和周边盗掘古墓葬26起,盗得青铜器等文物100余件。

涉案的17名闻喜县公安局警察中,包含景益民、金勇2位副局长,以及民警多人、辅警4人。他们参与盗掘古墓葬案件39起,其中国保单位11次13处。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的李晓东、李安吉甚至直接参与盗墓。

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金勇接受法院审判。

据专案组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景益民与侯氏“盗墓黑帮”头目侯金亮为发小,二人除共同经营酒店、开发房地产外,侯金亮在景益民纵容下,自2004年起长期担任缅甸百家乐网络赌博总代理,形成涵盖多省市的赌博网络,仅在闻喜县查实的涉案赌资就达2.2亿元,致使多人倾家荡产乃至死亡。“侯氏”兄弟还垄断了当地的毒品贩卖等市场。

另外,景益民还对黑社会骨干分子张保民伤害他人、非法拘禁的行为违规办理了取保候审,张保民在取保候审期间继续实施非法持有枪支、开设赌场、非法拘禁、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

2018年3月,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景益民、李福学、任清河、李安吉等10名主犯共同或分别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均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副局长金勇,在分管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期间,安排人员为盗墓团伙提供帮助并分得赃款,共盗掘古墓葬14起16处,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和古墓损毁,也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晓东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至6年不等刑期及相应财产刑。

2018年3月,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景益民等人共同或分别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依法进行公开宣判。

当年9月,山西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这些犯罪分子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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